我們今天將借用這篇1999年的文章來介紹安娜歐(Anna O)的大略治療經過，下一篇我們再回來討論後續內容，並閱讀佛洛伊德。(今天的文章是Britton-R.-1999-Getting-in-on-the-Act-The-Hysterical-Solution.-International-Journal-of-Psychoanalysis-80-1-14 (1))

"距離佛洛伊德與約瑟夫·布勞爾共同發表《歇斯底里症研究》已有一個多世紀的時間。...在這次會議中，我們受邀討論在一個世紀後，作為實踐精神分析師，我們如何看待歇斯底里症。當佛洛伊德二十年後再次審視這個問題時（佛洛伊德，1914年），他回顧了促使他理論發展的第一個病例。這不是他自己的病例，而是布勞爾的患者伯莎·帕本海姆，佛洛伊德決定在《歇斯底里症研究》中稱她為“安娜·歐”。我們越了解那次治療中未透露的事情，就越清楚它在佛洛伊德晚年的影響有多大。"

"1882年11月，佛洛伊德剛取得醫學博士學位，當時26歲。他從布勞爾那裡得知這個病例的臨床詳情，治療結束後的五個月。...布勞爾治療過程中發生的情色心理戲劇，潛在地為弗洛伊德的伊底帕斯情結、認同、移情、對移情、重複強迫和行為表現等理論提供了原始素材。"

"安娜·歐，在維也納是一個著名的歇斯底里症案例。那時她21歲，聰明而迷人，但從未有過浪漫的依戀，或者根據布勞爾的說法，沒有性幻想。她來自一個與德國文化融為一體的，關係良好，富裕且信奉正統猶太教的家庭。她有一個年長十歲的姐姐，在青春期時去世，還有一個倖存的弟弟，比她小十六個月。她與母親的關係被描述為非常困難，與父親則是非常強烈的相互依附。布勞爾描述她沉迷於她稱為她的“私人劇院”的秘密白日夢。她是一個困難的反宗教青少年，熱愛“劇院”。除了德語，安娜·歐還會說英語、法語和意大利語。我未能找到她幼年時是否有一位英國保姆或家庭教師。我傾向於推測她可能有一位英國保姆、家庭教師，甚至可能是父親的情婦，原因是她的故事中，她失去德語口頭表達能力時，她使用英語的重要性。"

"從布勞爾參與病例開始，在此之前的一段時間，她一直受到非典型的面部神經疼痛的困擾。他於1880年11月見到她，因為她在照顧患有胸部感染的父親時出現了非常嚴重的“歇斯底里性咳嗽”。在該年7月，安娜·歐的父親病重，她與母親共同照顧父親；這意味著她整夜守在父親的床邊，並在下午休息。晚上她只照顧父親，下午休息，晚上進入類似恍惚狀態的狀態。在此期間，她逐漸變得虛弱，並出現厭食症狀。

她發展的嚴重咳嗽使家人叫來了布勞爾醫生。她的護理工作被停止，最終她被趕出了病房，但不清楚是誰啟動了這一行為。顯而易見的是，她的母親和兄弟停止了她的護理，並禁止她進入父親的房間。"

"(在安娜的父親過世，而她事後才得知之後)
『她的反應非常激烈和憤怒，尤其針對她的母親。接下來的兩天她變得昏迷。在此之後，她母親或兄弟的出現引發了她高度不穩定的狀態。除了布勞爾，她無法認得別人，甚至有時無法看到他們。她意識到周圍環境的唯一時刻是在布勞爾的陪伴下，他也成為唯一能夠餵她的人。在這個時候，他們建立了在治療過程中以某種方式持續的模式。她下午會感到嗜睡，在日落時會深度入睡，然後花幾個小時向布勞爾“自言自語”，最終變得“平靜和愉快”（第27頁）。』 (按: 安娜變成像個嬰兒一般)

"正式治療的最終場景準時於1882年6月7日上演。安娜·歐重新安排了她的房間，使其類似於她父親在他生病的最後時期的臥室。然後，她上演了她相信在1880年秋天開始的可怕幻覺。她坐在床邊，看到一條黑蛇朝她的父親爬來咬他，她試圖抵擋。她的手臂癱瘓了，當她看著她的手時，手指變成了帶有死亡頭像的小蛇。當蛇消失時，她感到恐懼，試圖祈禱，但她的語言失敗，直到她想起了一些英語兒童詩句，她背誦了出來。在這個幻覺之後的第二天，一根彎曲的樹枝喚起了她對這條蛇的記憶，她的右臂立即變得僵硬。這段回憶符合了她隨後的症狀，符合了布勞爾的新創傷理論，並且似乎證實了他們共同啟發的宣洩或‘煙囪掃除’的概念。"(按: 以移情來說，他們一起上演並創造了治療性效果的誕生)

"在1882年6月7日重新為布勞爾上演了這場戲後，她能夠再次說德語，並擺脫了她的‘無數困擾’（第40頁）。這是一般所知安娜歐治療正式故事的結尾。然而第二個結局或說是布勞爾的結局，是在最後一次治療布勞爾離開安娜·歐後，布勞爾被叫回，發現她迷惑不解，因腹部疼痛而翻滾。當被問及問題時，她回答說，‘現在布勞爾醫生的孩子要出來了’。佛洛伊德評論道，‘就在那一刻，布勞爾握住了解謎的關鍵，但他卻把它丟了’。他驚恐地逃走，把病人交給了一位同事（Gay，1988年，第66-7頁）。"

這個故事雖然已經簡化但仍然已經太長了，不過我們仍然試圖為他寫一點結尾:

"在《歇斯底里症研究》的總結部分，佛洛伊德首次談到了精神分析現象中的“移情”（Übertragung）：“患者害怕發現她將從分析內容中產生的痛苦思想轉移到醫師的形象上”（布勞爾和佛洛伊德，1895年，第302頁）。在這段話中，他沒有提及安娜·歐的治療，但現在清楚他當時有這個病例在心頭。不幸的是，這並未給布勞爾帶來類似的洞察力，因為他似乎對這段經歷仍然感到嚴重創傷，無法從中受益。在1907年寫給詢問者的信中，布勞爾解釋了為什麼在安娜·歐之後他沒有對神經症病例進行精神分析，而是將他們轉介給了佛洛伊德。...對於佛洛伊德來說，這樣私密且不可披露的知識，並未因為布勞爾的不幸而成為一種令人羞愧的抑制源泉，而是一個深刻洞察力，和他不斷演變的有關移情和反移情的思想的基礎。"

(接續)